在茅台国酒的荣耀背后，当年被并入茅台的三个烧坊家族、几代后人的跌宕命运却鲜为人知。
南方周末记者 陈中小路 发自贵阳、茅台镇
2012年11月，一个名叫荣和烧坊的贵阳公司，因在包装用了近似茅台的商标图案，被茅台酒厂告上法庭。
在法庭内外的口角中，双方抖落出了一则往事：茅台酒厂有过一个叫做荣和烧坊的前身，这家烧坊才是当年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获奖酒出品方之一。
稍加考证可知，根据《茅台酒厂志》、《仁怀县志》等官方资料的记载，仁怀县政府通过没收、接管和赎买的方式，将成义（华茅）、荣和（王茅）和恒兴（赖茅）三家茅台镇上规模最大的私营烧坊（过去民间称酿酒作坊为烧坊）国有化，1953年成立了贵州茅台酒厂。这些烧坊里的资深酒师，则成为了这家新酒厂的技术骨干，把酿酒工艺带了过去。
显然，“年轻”的茅台酒厂确非昔日的获奖者，按照上述史料认可的说法，1915年送展的，是成义和荣和两家烧坊的产品。
但这些历史的细节早被尘封，自此，那些原属于茅台镇私营烧坊们的故事，也被一股脑由茅台酒继承，伴随国酒的隆兴而荣耀。
拥有这些烧坊和历史的三个家族后辈，反而是荣光一夜之间变成了身上抹不掉的耻辱印记，几代后人的命运因此改变。
华家：“快连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了”
三家烧坊里，成立最早的是华家成义烧坊，其历史可追溯至清朝同治年间。华家原籍江西，康熙年间入黔经商，依靠贩运川盐发家。
据华家后人华问渠解放后的口述文章记载，华家开始酿酒始于咸丰举人华联辉。而他造酒的起因，是祖母惦记茅台镇“味醇而香”的好酒。茅台镇原是川盐入黔口岸，华家常年往来于此。
华联辉的儿子华之鸿继承家业后，适逢清末民初社会活跃时期，他创办学校、开设书局、参与预备宪政，华家的版图从盐业、酒业扩至教育、文化、金融等领域，富贾一方，“华家的银子”，时为贵阳民间流传的一句口诀。
华之鸿的儿子华问渠，是成义烧坊的最后一任主人。在他和父亲手上，华家旗下的文通书局鼎盛一时，曾吸收数百名避难内迁文人，曾与商务印书馆等齐名，位列中国近现代史上七大书局之一，成义烧坊的酒，亦通过文通书局的分局在全国销售。
上世纪上半叶，时局动荡，但随着巴拿马获奖、川湘黔公路通车等利好因素出现，成义烧坊还是不断扩产，据《茅台酒厂志》记载，到解放前成义烧坊一度增至18个窖坑、年产量最高时至2.1万公斤。
成义烧坊的历史止步于1951年。据《茅台酒厂志》记载，征得华问渠“同意”后，成义烧坊以1.3万元的价格卖与政府，并更名为“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
不过，现年67岁的华之鸿曾外孙文嘉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不过是“强迫”你自愿卖给国家，他早年听家中老人回忆，那笔收入尚不够“遣散工人”。
而《茅台酒厂志》透露，购买成义烧房后组建的国营企业有固定资产3万元，流动资金7万元。
华问渠晚年曾在口述文章里反思说，“经过多年的学习和观察，思想才转变过来……成义茅酒是广大职工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的光辉成果，岂能一家一姓私有？”
尽管华家的教育、书局等各种产业陆续被以各种形式拿走，但仅从南方周末记者所能查到的资料来看，华问渠一度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府委员、贵州省工商厅副厅长等职。
只是这样的好日子并不长，从建国初的三反五反到文革结束，华家一直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
华问渠被打倒，工作没了。在很长时间里，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独居在茅草房里。华问渠唯一的儿子华树人，同样是重点整肃对象，他解放后在贵阳八中担任外语老师，“但凡运动，都跑不脱。”文嘉禾说。
“被整到什么程度？华树人爱人过世时，墓碑上都不敢提她是华家媳妇，怕被砸。”文嘉禾说。
华树人的女儿、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华林娜，提起这段不堪的童年仍然语带愤恨，她说自己是“在白眼中长大的黑狗崽”，“吃不饱饭、度日如年、水深火热”……
而文的外婆，华问渠的妹妹华珉，“退休了也被拉回去斗，还要挂着牌子扫街”。
华树人的姐姐华金英逃过此劫。她解放前就随在联合国工作的丈夫定居美国，回国探亲时，还因这层“联合国”身份，被政府视作上宾。她的子女后人也在美国得到良好教育，在文嘉禾的印象里，他们“读书优秀、得过小提琴冠军，成为了外交官”。
“过去华家人丁兴旺，住在好几进的大宅子里，过早时炒腊肉和二块粑的大锅，直径都有一米多。”文嘉禾比划着自己残存的童年记忆，“但解放后华家分崩离析，小家庭们各自散去，一些人迁居外地，因担心彼此牵连，大家既不敢也不愿再走动，几十年下来，华家的很多晚辈小孩，彼此都已不认识。也就到了前些年，华家才又组织了家族大聚会。”
文革结束后，华家获得平反，华树人分到住房，并从1980年起连续担任了三届贵阳市政协委员。但华问渠在1979年去世，享年85岁。
在华林娜的眼里，自家所遭受的“不公对待”，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这些年里，华树人所在学校分房、评职称，为人实诚的老先生都没份。
华林娜说，华树人2008年过世前，都还住在房龄三十年、破损不堪的六十平米老公房里，退休工资也只有千把块，远低于当地中学老师退休工资平均水平。
南方周末记者拜访华家时，屋里光线黯淡、设施陈旧，还住在这里的华林娜揶揄道，“这是真正的寒舍”。
这几年，华家曾多次找政府要求修缮漏水等问题，但一直未有实质性解决。有次被要求接待政府派来了解华家事迹的宣传工作者时，华林娜冷言道，“你们还是赶紧走吧，这是危房，别砸伤你们”。
这些境遇，华林娜反复用“霉丝倒炕”四个字来强调，这个词在贵州方言里，表示倒霉到了极点。
眼下，又有一桩“不公”之事急需她去应付。这间老宅正面临拆迁，而政府给出的补偿价格，折算起来不足这个地段房价的一半。僵持了一两年后，她最近接到通知，很快就要进入“强制拆迁”的程序。
“还谈什么华家光辉祖绩呀，现在就快连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了。”华林娜说着叹了口气。
过去一些介绍华家的公开资料里，提到华家后人，均称解放后迁居海外。但南方周末记者在贵阳实地了解，包括华林娜在内的华家几代后人，大多都在本地学校、政府、医院等国家单位工作，因为祖上文化产业的渊源，其中以教书先生居多。
文嘉禾则是家族中少有的例外。1960年代，他因为家庭成分，只能到一个由民主党派兴办、学生以右派子女为主的学校读高中，可等到他毕业时，这所中学已被改为商业学校，就这样他被分配到了贵阳百货公司工作，后因为成分不好，“站了十年柜台”。
改革开放之后，“家族里唯一在商业部门”的文嘉禾，曾找华树人等商量说，现在环境松了一些，家族事业不能断。
但当时的问题是“没钱”──文革结束后，华家后人们虽大多抱着“铁饭碗”，但那点干工资远不足以“发扬祖业”。
文提议说，“和美国亲戚谈谈，从他们那拿点钱”。但遭到反对，这事就此作罢。文说，华家是“教育世家，有骨气，不愿求人”。
直到2006年，退休后的文嘉禾得到了一位“有钱朋友”的投资，开始独立、小规模地经营酒业，并以自己华家后人的身份为招牌招徕生意，他说已经得到一些“政府、部队”顾客的青睐。
不过，在华林娜这样的华家直系后辈看来，文只是“外姓远亲”，并不代表华家，乃至现在市面上各种打着“华茅”、“成义”名头的酒，和华家均无瓜葛。
而文嘉禾透露，华树人唯一的儿子、也是教师的华效先，在十几年前曾经与外省商人一起做酒，别人生产，挂他的名字，但这公司后来“出问题被查封”了，此后华效先不再沾酒。
在贵阳，历经几代人更替后，“华家的银子”早被世人遗忘，其在公众视野里仅余的存在感，是城中部分保留下来的祖宅，被称为“华家阁楼”，得名于院内一座25米高、工艺精巧的木制佛楼。华之鸿信佛，晚年曾在此闭门修行。
“这里原来收藏了很多珍贵经书，还有康有为的题字，文革时都给破坏了。”文嘉禾说，“曾经有美国亲戚向政府要求归还祖宅，但被拒绝。”
华家阁楼现今已是“贵阳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2月南方周末记者造访时看到，其中部分区域正被租赁给房产公司作办公之用。文嘉禾说，早前这里还被人租来开过酒楼。
王家：要了20多年说法
根据《仁怀县志》记载，在华家设立成义烧坊后十年（1879年），石荣霄、孙全太和王立夫三位遵义地区的地主，“合股联营”开设了“荣太和”烧坊，烧坊名字分别取自于石、孙的名字，以及王立夫继承经营爷爷王天振发创办的盐号“天和号”。
到1915年时，孙全太以“账目纠纷”提起诉讼退股，烧坊从此改名为“荣和烧坊”，1927年王立夫病逝，烧坊主要由石荣霄掌管。
由于实力相对有限，荣和烧坊的酒产量不大。据《茅台酒厂志》记载，常年产量在5000公斤左右，主要也只是在本地和临近遵义的重庆销售。
石荣霄本也姓王，因为是当地一位石姓地主的养子，遂改了姓，其后人恢复王姓。他的孙子王泽生后来继承了这份产业。
解放时，经营荣和烧坊的是王泽生儿子王秉乾。他曾是进步青年，和同乡学友周林、韩念龙相约外出求学。刚离家不久，他被不舍的母亲叫了回去，与朋友从此天各一方。周和韩出去后，加入共产党，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分别位列贵州省省委书记、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等职。
王秉乾却在1951年初因“通匪”罪被枪毙，判决书称其为“特务恶霸犯”，去世时年仅38多岁。
其孙女王德容说，所谓通匪，也不过是他与在外混迹的兄弟有过往来。由于时代特殊，判决书所绘声绘色描述、并由王秉乾签字认可的指使土匪武装聚众等通匪情节，难辨真伪，但至少可以确认，匪徒王秉槐系其胞弟。
尽管下发给王家的判决书上明确写着，依法保留其“工商业财产”，但据茅台酒厂志记载，1952年荣和烧坊还是被没收并入茅台酒厂。
有关这段变故，熟知茅台历史的仁怀县原政协副主席徐文仲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判决书下发几个月后，上面出了新的政策，按政策王家的工商业财产也不可保留，所以很快烧坊也被没收了。
王秉乾早早离世，家中仅余老小，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亦饱受地主成分带来的磨难：田产没收、无家可归、艰难度日。
王秉乾的孙女王德容说，由于两房妻子早逝，王秉乾去世时，家中就留下一个老母亲和三个孩子，孩子大的十岁，小的一岁。
他死后不久，家人就被赶出位于烧坊的住所，住在赤水河边的宅子里。1953年茅台镇发大水，沿街的房屋被冲毁，无家可归的王家老小，幸得一位家中过去的女佣接纳，在这位女佣家均出的小屋里，一住几十年。
“王家虽是地主成分，但祖祖（曾祖母）过去为人和善，又是一位小脚老太太，并没被揪斗。”王德容说，那时家里最主要的问题是生计，家中一分地也没有。
最早，家中是靠老太太做些手工活维生，王德容的父亲王崇启，是家中老大，长到十来岁就开始在外干活挣钱。
一位与王崇启年纪相仿的街坊说，“因为务工和带弟弟，他断断续续读到三四年级，就没再读下去。”
王德容说，最早时，父亲背过煤、卖过米粑。稍大一些了，就去作砖工，给人打灶头，就这样打着零工，养家糊口。
直到25岁时，他才赶上了遵义建筑公司招工，就进厂作了建筑工人，算是有了一份正式职业。这一年，他娶回了一位同样是地主成分的姑娘，生了女儿王德容。到1970年代，又给王德容添了弟弟妹妹。
王崇启的弟弟妹妹，同样也没机会读多少书，长大后，弟弟也成了建筑工人，妹妹则在仁怀街上卖些小吃为营生，大家都过得“自身难保”。他们的子女，也都没接受到良好教育，大多只读到初中毕业，然后在城里做些小买卖。
穷到什么程度？王德容说，在王崇启2003年过世前，三兄妹没有拍过一张合影，而王崇启生平唯一一张照片，是他发小从台湾回仁怀探亲时，邀他拍的合影。
长期的艰辛人生，让身为王家嫡子的王崇启，为了“落实政策”，在文革结束后，一门心思把人生送往了另外一种轨迹。
从1980年代初起，他就开始层层申诉，追讨王秉乾判决书上所说，保留给王家的“工商财产和城市房屋”。
这张判决书，是王德容的祖祖从洪水中打捞出，细心烘干，再悄悄夹藏在毛主席语录里，才逃过浩劫。王德容听祖祖曾提到，精心保存的理由是“将来可能有用”。这张薄纸，也是当政者在王秉乾问题上，对王家唯一的交代。
此时，其工商财产──荣和烧坊，已是茅台酒厂车间的一部分，而城里的大宅里，也住着十几户人家。
就靠着这张判决书，王崇启从仁怀县跑到遵义再跑到贵阳，向各级政府信访，甚至还给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写信。一度，谁也不管他，各个政府部门踢皮球，他也就只能被踢着一趟趟跑。
来来回回跑到1985年，他终于拿到贵州省政府信访办的“条子”，让地方上解决了房子的问题，王家总算有了自己落脚的地方。
房屋要回来了，他又继续要烧坊的权益，相比房屋，这更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后十几年，王崇启又继续找茅台酒厂和各级政府要说法，其间也会小有“收获”，比如1993年茅台酒厂给王家解决了两个工作岗位。
这些年间，还不断有各种自称政府官员、记者等身份的人找上门来，表示愿意提供有偿帮助，比如要到一百万，分他几万块。王德容说，见得多了，知道他们“都是骗钱的”。
陪着父亲跑了十几年的王德容简直不愿回想这段岁月，“这么多年下来，少说也跑了几百趟。伤透了心”。在这种年复一年的推诿中，老上访户王崇启的酒瘾越发严重，精神状态也每况愈下。街坊私下都称他“酒疯子”。
就这么跑到2003年，政府和茅台酒厂终于同意，再给王家解决六个工作岗位，同时让王家签字表示，“不要再找麻烦”。
就这样，王秉乾的八个孙辈子女，全都进了茅台酒厂。茅台酒厂给他们解决的，全是普通工人岗位，而且由于他们学历有限，在如今连工人都要本科学历的茅台酒厂内部，几无升迁可能。
了结此事之后一个月，王崇启溘然离世。王德容说，当时父亲已经精神崩溃。在当地一些街坊看来，王崇启是用生命换回子辈稳靠的一生。
由于收入高、福利好，在仁化县，茅台酒厂的工作是人们趋之若骛的金饽饽。按照茅台镇上流传的说法，即便是一个工人岗位，也需要过硬的关系和可能多达数十万的打点费。
制曲工人王德容说，现在她一年工资奖金加起来，也有七八万，这在贵州一个县级市来说，小康足矣。
南方周末记者拜访王家时，老宅已拆得七七八八，取而代之的是几幢三五层高的崭新自建民房，王德容和丈夫、儿子就住在其中一幢，屋内装修得大方整洁。王的儿子，也因为母亲的茅台酒厂职工身份，高中毕业后内招进入茅台酒厂工作。
“这些年，外面有很多人冒王家名义做生意骗钱，我们也听说过一些，但能力有限，管不了那么多。”王举例说，最近和茅台酒厂官司打得沸沸扬扬的贵阳荣和烧坊公司、茅台镇荣和烧坊公司，都和王家毫无瓜葛。
当南方周末记者问起另外一家最近以王崇启弟弟王崇雍的身份在贵阳四处宣传的酒厂时，王的丈夫杨金义气愤的回答说，太荒谬了，王崇雍年纪大了不再做建筑工人后，就在街上磨豆花，这两年更是重病在床。
赖家：“完成父亲遗愿”
和华、王两家相比，赖家做酒晚了半个世纪，巴拿马的获奖，也与其无关。
1920年代末，贵阳一周姓鸦片商人，在茅台镇开设了一家小烧坊。之后，周在贵阳的生意破产，烧坊也只是勉力维持。到1938年，为了抵债，周把烧坊转让给了他在贵阳的合作伙伴赖永初。
赖永初并非富贵出身，他自小当学徒、小贩，靠土产品等买卖发家。到抗战胜利后，他在贵阳已是开设银行、经营矿产、跻身政界的一方新贵，此为后话。
“父亲把这个酒分装为小瓶，在自己商号里试销，反响不错，他觉得前景不错。”赖永初的儿子赖世强说，接手了烧坊之后，父亲就斥巨资扩建烧坊，并这间烧坊改名为更有现代的“恒兴酒厂”。
据《茅台酒厂志》记载，1947年时恒兴烧坊的产量已达3.25万公斤，规模大大超过上面两家。
与两家先辈相比，赖永初的经营手法看起来更为现代。《仁怀文史资料》写道，赖永初注册了“赖茅”商标、采用了便携的酒罐、设计了别致的包装图案，并不断用广告和直销的手段扩大市场，一度销到香港。
“贵州解放前夕，当时的贵州省国民党政府主席谷正伦曾派人游说父亲，携银行资金去往台湾，还给他留了飞机，但父亲觉得自己一介商人，手上又没血债，无需逃命，况且谁上了台，都是需要有人从事商业，便拒绝了。”赖世强说，解放军进入贵阳时，父亲还安排旗下学校师生连夜赶制五星红旗去迎接。
建国后，赖永初也曾短暂地得到过一些“待遇”，比如获选贵阳市政府财经委员等职，1950年曾跟随代表团在北京和上海参观，得到朱德、陈毅的接见。
但好景不长，原为贵州银行总经理的赖永初，不久后被“查出盗窃银行金库里价值46万元的国家黄金”，1952年被贵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赖永初的孙女赖丹丹说，在关了两年左右之后，爷爷又被平反释放，从此赋闲在家。
但在他“进去”后不久，恒兴酒厂即被易手——遵义地区财经委从赖永初派驻烧坊的下属手上，“接管”了烧坊，并转给了茅台酒厂。
“当时，父亲并不愿把酒厂卖给国家，他没有考虑到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单纯觉得，酒厂是自己的。”赖世强说。
与新政权同年出生的赖世强，童年记忆就是跟着出狱后的父亲去敲石头（用于铺设铁路）、抬土方，以维持家庭开销。
之后那些年里，赖永初这位“不法资本家”自然无法逃过席卷而至的政治运动。
赖世强还记得开批斗会的场景：市中心搭着大台子，台上一边是走资派，一边是资本家，人人胸前都挂着大铁牌、大木牌。“开完会，接着扫大街，通常一扫就是一天”。
抄家也是家常便饭，赖世强还记得，“各种名目的组织都来过，红卫兵、工先队、派出所、居委会……家里被抄了至少七八次。”
折腾到1970年左右，年近古稀的赖永初和解放后与他生活的三房太太，又被“疏散下放”到贵州铜仁一个偏远农村的生产队务农。在如此偏僻的山坳里，赖永初也不能逃过政治风暴，“一搞运动，生产队就会拿他去斗，说这是贵阳下来的资本家”。
而且，“刚下去一年，母亲就感冒去世了。”赖世强说，就因为山路遥遥，母亲无法就医，便问农民要些草药，吃下后七孔流血身亡。等他赶了好几天路抵达时，母亲已经下葬。
从此以后，赖永初孤身一人在生产队里呆着，每天重复干些从未沾过的种地、喂鸡等农活。直到文革结束，前后大约八年。
由于子女们全都被下放到了贵州各个地市，虽然大家会轮番探望父亲，无奈贵州山路崎岖，往来一次耗时数日，他们并不能时常陪伴父亲身边。
“后来，他所在的那个生产队队长对我说，你父亲真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说到这里，赖世强眼角流下眼泪，“当时支撑他的想法是，国家不会永远这样。”
“到文革结束时，我们家是连一片瓦也没有了，1970年代末父亲平反回贵阳时，一度只能借住原来帮工家里。”赖世强说，由于全家都被“流放”在外，分给赖永初的住处，也被人占去——这种事情在文革时稀松平常。
随着国家形势的逆转，年近八十的赖永初，终于又分到一套房子──尽管只有20平米，他还获选为贵州省政协委员，并籍此每月拿到70元的工资，甚至在党报《贵州日报上》被冠上了“著名实业家”的头衔。
条件稍有好转，又逢改革开放启动，赖永初的经商头脑又转了起来。他通过省政协提出提案，希望恢复自己一手一脚创建的赖茅品牌。赖世强说，父亲这时的想法，既然茅台酒价格比较贵，我们就生产价格亲民的赖茅酒，便可让天下人都尝到“茅台酒的味道”。
虽廉颇老矣，赖永初仍想从头再来，他对政府提出，利用过去的海外关系，独立解决资金问题，并以外商投资企业的形式运转酒厂。
遗憾的是，提案才提出一年，仍困于外资入华不畅的赖永初，1981年中就脑溢血突发身亡。
他这个未完成的心愿，也成了陪伴其身边的“幺儿”赖世强的一块心病。
赖世强是老三届，读完初中待业了两年，就下乡当了知青。1970年代初进入贵阳轴承厂作钳工。赖世强爱折腾，工作了几年后，他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给人安装自行车、装修房屋，赚取外快。
“厂里事情不多，那时效益好，福利也不错，但我觉得自己还年轻，不能这辈子就这样吊起走。”1980年代初，他从厂里停薪留职出来，搞起了装修公司，辗转全省接活──在那个人人以铁饭碗为荣的时代，在贵州这种内陆省份，这种勇气并不多见。
“装修挣了些钱，我决定拿来开酒厂，完成父亲遗愿。”1982年，赖世强拎着20万现金，单枪匹马闯入茅台镇。
那时的茅台镇，还不是现在各色资金、商人等大举涌入、一镇挤满上千酒坊的茅台镇。“那时从200多公里外的省城贵阳去茅台镇，开车都要走十七个小时。除了茅台酒厂，镇上只有二三十家本地小酒坊”。
他向当地一个小国有酒厂租了四亩地，开始修窖池、重建恒兴酒厂。“那时，我既是厂长，又是销售员，全国到处跑，去参加糖酒会，去找经销商上门自荐。因为请不起人，我的一双子女，也很小跟着家里跑销售。”赖世强说。
到1990年代，租给他们地的那家国有酒厂越发衰败，而赖世强的生意蒸蒸日上，国企闲置厂房都被他租来使用。到1990年代末国企改革时，“政府动员下，我们把那个酒厂接了下来”。
最近，赖世强又买了三百亩地，正在大兴土木，雄心勃勃规划着在十年内产量提升到茅台酒厂同期产量的八分之一。
不过，从进入茅台镇起，赖世强就和茅台酒厂“磕”上了。赖世强申请注册“恒兴”商标，“茅台酒厂提出了异议”，拖了很长时间才批。他还想申请注册“赖茅”商标，恢复父亲过去的品牌，但到现在都没拿到。这个商标和王茅、华茅一道，1980年代就被茅台酒厂给注册了，不过茅台酒厂从未启用这三个商标。
两家公司针对这两个商标的纠纷持续至今。1990年代，赖世强索性选择使用父亲赖永初的名字和肖像，作为公司商标品牌，也视为一种纪念。
赖永初兄弟家族内，步其后尘作酒的公司，有至少十几个，其中很多是最近几年才“入行”的，全都打的是赖茅旗号。“此外，河南、山东等外地酒厂，打赖茅旗号的公司，还有好几百家。”赖丹丹说。
这种赖茅泛滥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年茅台酒为代表的茅台镇酱香型白酒在全国走俏。更重要的是，茅台酒厂原来的“赖茅”商标2007年所有权到期后，一直处在争议程序之中，暂时不归属于任何人，也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不负法律责任地使用。
如今，赖茅二字的知名度虽远远高于华茅和王茅，但口碑却日渐受损于这种泛滥。赖世强觉得心痛，但悲哀的是，从法律角度而言，他甚至都没有替父亲“维权”的法律资格。